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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控煙4年考 20萬煙民“消失”了

劉暢2019-06-18 11:22:14 新京報

來源標題:北京控煙4年考 20萬煙民“消失”了

一名違法吸煙的年輕明星,剛剛遭遇了一場公關危機。

回龍觀一小區住戶因在樓道吸煙,被市民在“無煙北京”微信平臺投訴4次。

61家醫院開起了“戒煙門診”,7000多位煙民接受了首診。

13名北京市人大代表聯名提出建議,認為“電子煙”也應當納入控煙范圍。

截至2019年6月,北京“最嚴控煙令”實施滿4年。官方數據顯示,4年間,北京公共場所違法吸煙現象比率由34.4%下降到4.9%;成人吸煙率下降了1個百分點。

這意味著,20萬北京煙民“消失”了。

煙民們的難題

6月的一個上午,張濤走出天橋演藝中心,輕車熟路地在門邊一個垃圾桶旁站定,點上一支煙。

北京最高氣溫超過30℃,張濤彈掉最后一截煙灰,已經滿頭是汗。

吸煙變得更“難”了:張濤在高樓層辦公,抽根煙要下20層;回到家里,房間內不能吸,樓道同樣禁煙,懶得頻繁上下樓,小孩不在家,張濤就打開抽油煙機,站在廚房里抽。

“采訪我可以,幫我帶句話給控煙協會,吸煙區能不能多設點兒。”張濤笑著抱怨。以前,他一天要抽上三十多根,現在數量“縮水”了一半。“誰能想到呢?抽煙變成了麻煩事兒。”

2015年6月1日,《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》(簡稱“北京控煙條例”)正式施行,這部被稱作“史上最嚴控煙令”的法規,將北京市所有室內公共場所劃入禁煙范疇。這意味著,400萬北京煙民都不得在任何“帶頂兒”的場所吸煙。

4年來,張濤養成了一個習慣:不管去哪兒,先找到建筑物周邊的吸煙區,抓緊“嘬”上兩口。

和他同樣“境遇”的,還有老北京人郁軍。

50歲的郁軍,煙齡有35年。控煙令剛啟動時,郁軍壓根沒往心里去,覺得不過是“做做樣子”。

在北京,當時流傳一個詞兒叫“煙狗炮”,指的是三大“最難管”的領域,香煙居首。官方披露的數據顯示,2014年,北京成人吸煙率為23.4%,煙民419萬。

一開始,郁軍沒感覺到太大壓力。餐館里,經營者覺得勸煙掃了顧客的興,會影響生意。郁軍和朋友出去吃飯,習慣性地點上一根,碰到服務員勸阻還要吵上兩嘴。即便掐了煙,也要懟人家一句“多事兒”。

但是,北京的無煙場所越來越多了。日益“壓縮”的吸煙空間下,郁軍不在車內吸煙、不在餐館吸煙、不再“反抗”勸煙……去年,他徹底斷了吸煙的念想兒,去了戒煙門診。

“控煙條例的初衷和目的,就是讓更多人戒煙。”北京市衛生健康委員會主任雷海潮說,到2020年,北京成人吸煙率要降到20%以下。

這4年,北京的成人吸煙率由23.4%下降為22.3%。這意味著,20萬北京煙民戒了煙。

對抗尼古丁的新職業

郁軍走進的“戒煙門診”,北京已經開了61家。

2018年10月中旬,潘家園一間會議室內釋放出一則消息——300個免費戒煙名額向社會投放。不到半天,名額被搶奪一空,這讓主辦方北京市疾控中心措手不及。

“去年給了100個名額,幾個月才報完名,沒想到才一年,公眾的戒煙熱情漲了這么多。”一位工作人員回憶。

承擔戒煙服務的是一種新型門診——戒煙門診。在這里,醫生通過藥物、心理干預等方式,幫助煙民對抗尼古丁。

“控煙條例的出臺,讓戒煙門診迎來了春天。”梁立榮說。她是北京朝陽醫院戒煙門診負責人。作為北京最早的戒煙門診之一,一度并未被煙民“看重”。大多數人是因疾病被動戒煙,醫學干預戒煙的手段,很多煙民聞所未聞。診室也曾和其他科室“共用”,控煙令實施后,他們有了獨立空間。

控煙令實施首月,一位在首都機場做地勤工作的男性煙民慕名而來。根據新規,首都機場成為禁煙區,為了抽煙,他要專門去坐擺渡車。最終,他決定徹底擺脫尼古丁。

“控煙也要有堵有疏,我們預測到控煙條例實施后,會有更多人出現戒煙需求。”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曾曉芃介紹,傳統的戒煙是煙民靠意志力“干戒”,成功率低,若由醫療機構來提供一系列的引導和幫助,成功率將大幅提高。

來自首都機場的這位煙民,一個月就戒了煙。

患者數量多了,醫療機構的戒煙服務也有了“大數據”。朝陽醫院戒煙門診改進了治療方案,加強了隨訪力度,還組建微信群,發揮“社團作用”。一年后,煙民的口口相傳為門診帶來了更多患者。

郁軍曾經嘗試過“干戒”,沒成功。去年,他經人推薦來到朝陽醫院,除常規的藥物治療外,還不時接到醫生電話,溝通戒煙的進度和狀況,接受心理疏解。今年,這個曾被愛人埋怨滿嘴煙味的煙民,成了拒吸二手煙的“勸煙員”。

曾曉芃介紹,到今年,北京有61家醫院開設戒煙門診,14家達到規范化戒煙門診標準,首診量7742人。“目前面臨的困難,一是煙民認知度不高,想戒煙不知道方法;二是部分煙民在治療過程中失訪,影響戒煙成功率。下一步,我們要在這些方面加強。”

志愿者等來了道歉

醫學戒煙的新概念還在普及。不過,在志愿者杜國勇看來,公眾對于控煙的接受度,幾年里進步飛速。

他仍然記得那個“難搞”的吸煙者。

2015年冬天某個上午,天色沉沉。北京西站北廣場半封閉的下沉區,一個穿著灰色羽絨服的中年男子掏出一根煙,點上。

彼時,北京的控煙令剛實施不到半年,未被廣泛認知。冬季天冷,更少有人愿意出門吸煙。杜國勇上前勸阻,對方態度抵觸,堅稱吸煙是“個人嗜好”,拒絕掐煙。

一個堅持吸,一個堅持勸。男子拉著拉桿箱、背著背包,等著乘車,無法掉頭離站,只能被杜國勇“死死糾纏”,兩人在西站你追我趕,從廣場一直拉鋸到電梯口,男子終于將煙頭扔進杜國勇隨身攜帶的礦泉水瓶里。

三年半過去,杜國勇還是控煙志愿者,卻再未碰見那么執拗的煙民。室內抽煙的人少了,偶爾見到,只要上前勸阻,大多自覺理虧、乖乖掐煙,還有人主動向他賠禮道歉。

從杜國勇的個人經歷,或可一窺北京控煙的“大變化”。北京市衛生健康委員會給出的數據是,與北京控煙條例實施初期相比,公共場所違法吸煙現象比率由34.4%下降到4.9%,降幅超過8成。

明星的危機事件

控煙引發的也是一場文明意識革命,正如志愿者們“等來”的道歉。

2019年5月21日,藝人王源被曝在餐館內違法吸煙,迅速引爆關注。北京市控制吸煙協會(簡稱“北京市控煙協會”)喊話后,王源在微博道歉,這則消息隨后被轉發45.9萬次、評論33.6萬條。雖然有部分粉絲認為,王源年紀尚小,不應過于苛責,但絕大多數網友站在“反方”,直言王源觸犯法規。數日之后,媒體仍在致電衛生監督部門,追蹤事件細節。

“從普及控煙的角度,我們是感謝王源的。”北京市控煙協會會長張建樞說,引來如此大量關注,一方面是由于明星藝人自帶“流量”,另一方面,也說明控煙問題越來越受到公眾重視。

正如張建樞所言,放在以前,抽煙不會被認為是個大問題。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國控煙工作啟動之初,還曾有勸煙員因撕毀香煙廣告“擾亂社會秩序”,被扭送去派出所。數年過去,北京地鐵女子抽煙、王府井設大型吸煙區、演員文章違規抽煙等,都引發了輿論聲討。

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官網“首都之窗”的推薦頁,鏈接著“控煙一張圖”(北京控煙投訴實時地圖)。北京地圖的背景之上,大量地點閃爍著藍色、橙色或黃色的燈,每一盞都代表來自普通市民的控煙投訴,像是無聲的譴責。

市民通過手機,能進入“無煙北京”微信公眾號的投訴窗口,提交地點、時間、事件描述、照片后,這些信息隨即在控煙圖中曝光,志愿者們也會根據這些線索,前往現場進行勸阻。

“每個人都能成為監督員,共同營造健康的公共環境,控煙一張圖就是在這樣的想法下誕生的。”張建樞說。

投訴數量的匯總和分析,還產生了控煙“黑榜”——北京青年政治學院、北京工人體育場、中國航天十二院等單位都曾榜上有名。

這4年,“無煙北京”微信公眾平臺接到市民投訴舉報49277件。投訴量逐年增加,2017年是13123件,2018年是15560件,今年剛過去6個月,投訴量已經達到了17210件。

“管水”的科室也干起了控煙

根據控煙令,禁止吸煙場所的經營者、管理者有勸阻吸煙者的責任,若違規,將被處以2000元到1萬元不等的罰款。

5月31日中午,西城區衛生和計劃生育監督所西長安街大柵欄監督站站長王久強,前往西單地區一所賓館檢查。值班經理凌成找出一個小本子,上面寫著2015年6月至今賓館工作人員勸阻來客吸煙的上百條記錄。

為了勸煙,凌成和客人發生過沖突。控煙令發布后,酒店收走了客房中所有煙灰缸,一次,兩個外地的客人來到前臺找尋,凌成告訴他們北京室內已經禁煙,客人不接受,堅持要在房間抽煙,最后以凌成叫來執法人員告終。

北京市衛生和計劃生育監督所新聞發言人王本進透露,2015年6月1日到2018年底,有20991家單位因違反控煙條例被責令整改,2103家單位遭到行政處罰,共罰款近600萬元。

為了查處違法吸煙行為,石景山衛監所6個一線執法科室全部參與,就連“管水”的飲用水科都加入了控煙執法行列。

張越是北京市石景山區衛監所生活飲用水監督科副科長,工作是和水打交道。控煙令頒布后,這個管水的科室還干起了控煙的活兒。

北京市和區衛生計生行政部門是控制吸煙工作的主管部門。有了投訴,張越和同事們就要前往現場核實情況并處理。

處理量龐大。三年半中,北京市衛生監督執法人員進行現場檢查的戶次數是37萬。張越和同事們每天都要外出控煙執法,投訴點如果隔得遠要花上一整天,其他工作都得延后。

在北京,衛生監督所執行30多部法規,控煙令只是其中之一,案件處理數量卻占到了總數的1/3。王本進說,北京煙民的基數太大,一線執法工作量是“不可思議的”。

一個共識是,北京的控煙不能只靠衛生監督部門挨個執法。

“行業管理非常重要。醫院、學校、賓館幾年來進步明顯,有部門管就見效快,這是我們的制度優勢。”王本進說,相比之下,處于曖昧地帶的餐飲店、網吧、寫字樓,仍是違法吸煙重災區,這些場所沒有明確的主管部門,缺乏有力的約束。

控煙令也明確了屬地責任。張建樞介紹,鄉鎮人民政府和街道辦事處按照屬地管理原則,做好本轄區內的控煙工作。控煙協會每個月都會發布控煙“黑榜”,公布被投訴最多的場所和單位,上榜后,場所負責方往往會立即整改。現在,他們正在和相關部門協商,希望共享北京市街道行政區劃電子地圖,結合投訴數與罰款數為街道的控煙“打分”,倒逼屬地履行控煙責任。

電子煙的新爭論

北京的控煙成績得到了多方認可。

“世衛組織非常贊賞北京的控煙行動。北京是中國重要的城市,有著龐大的人口,能夠實現完全室內無煙,立法起到很大作用。我們希望所有中國人民都能像北京市民這樣,生活在一個無煙的城市。”世衛組織駐華代表處施南博士說。

在施南看來,北京的控煙行動為中國其他城市起到了帶頭作用,上海、深圳、西安等城市也先后實現室內全面禁煙。他相信更多城市將緊隨其后。

時間推移,北京的控煙令也面臨修正的聲音。

一方面是法令的嚴厲程度。執法人員認為,目前的控煙令仍有收緊的空間,如吸煙區的劃定缺乏罰則;對場所經營者、管理者的罰款只能發生在拒不改正之后。

另一方面,作為新生事物的電子煙是否該禁,也成了討論的“新課題”。

今年,有13名北京市人大代表聯名建議北京升級控煙令,將電子煙納入控煙范圍。北京市控煙協會對電子煙也抱以否定態度,希望控煙令能夠修正。

世衛組織戒煙與呼吸疾病預防合作中心執行主任肖丹曾表示,根據相關研究數據,電子煙有細胞毒性,且多數電子煙含有高度刺激性氣體,如丙二醇/丙三醇,重金屬如鎳、鎘和銅等。“電子煙有害健康,只是相比卷煙到底哪一方危害更大,還需要更長時間研究。”

不過,將電子煙納入明令限制尚未提上日程。“電子煙的界定沒有明確范圍,有一些含有尼古丁,有一些含有其他成分,標準不一;此外,國際上對電子煙的看法也不一致,不是所有控煙立法城市都將其納入了禁止范圍。”

北京衛生部門一位負責人表示,北京控煙條例剛剛實行4周年,執法重點仍是傳統煙草流行和公共場所控煙問題。對于電子煙,衛生部門正在積極關注,并與市場監管、司法、人大等部門溝通研討。“適當時,會考慮在一定范圍內禁止電子煙。而且我們強調在青少年階段,不管是電子煙還是傳統煙草,都要進行宣傳禁止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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